童年的经历往往在一个人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还是孩子的柯惠新深受父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只不过和很多人不同，她决心成为与他们不一样的人，用相反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生和小孩。不知道是时代不同了，还是这原本就是个悖论，如果没有严厉的父母和老师，也许也没有现在的柯老师，而她的学生和孩子在她所坚持的看似温和的教育方式之下出落得同样优秀。抛开形式主义，她的坚持背后是对人的信任和尊重：看人她总是先看好的一面，即使看到不好的一面，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这股“正能量”使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受益，这里面有她的学生、孩子、同事、同行……或熟悉或陌生，她用温柔给予力量。
        她在过去的经历之上成长，每一件事、每一项新的任务和挑战，都是生活中的修行。台前的她温柔优雅，台后勤耕不辍，正像她自己说的，“看上去娇生惯养，其实挺能吃苦。”教师、委员、会长，母亲、妻子，每一个角色都是重担在身。她说自己开始并不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经验教训都是慢慢累积得来的，无处不学习。慢慢的，优秀成为了一种惯性。勤奋不为名利，只为自己心安。谤随名高，她始终有一颗小女孩的纯净内心。
        正是这样一个简单、谦和的人，不仅引领着身边的人，也引领了一个行业。中国的市场调查从行业协会成立开始，就走到了市场化的、规范化与国际化的风口浪尖上。如今，浪潮仍未褪去，她已功成身退。本可以坐享名利，她却退得很彻底，将大半生的荣光看淡，呼朋唤友，重拾儿时爱好，愈发谦逊内敛，愈发纯粹透明。
        “学习好特别有名，不好的事情也特别有名”
        柯惠新的父母都是医生，从小教育她谨小慎微，但她还是有好多“不慎”的地方。爸爸对她溺爱，妈妈的脾气却比较急。上中学的柯惠新喜欢写日记，“年轻时，谁没有一点浪漫的东西”，没有想到被妈妈偷看，把她的日记交到了学校。那件事之后，爸爸跟她说:“你知道吗，你的学习好，特别有名，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特别有名！”其实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她说，自己吸取了教训，当时就决定以后当了妈妈一定不会那样对自己的孩子。
        后来，她先有了一个儿子，后有一个女儿。她形容儿子又是调皮，又是捣蛋，让她常被老师叫到学校去训话。有一天，她再次被学校召唤，原因是学校认为儿子和一个女同学走得太近，要他主动退学，要是不退学的话就开除。她知道之后并没有责怪他。“可能就是因为我受过这样的伤害，挺能理解的，所以我不会去这样去伤害他们。我觉得少年少女有一点这种爱慕啊，喜欢啊，这是很美好的感情，应该保护的。”所以她当时就把儿子领回来，另外给他找了一间学校。后来有一天，儿子悄悄跟她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她说，女朋友不是多的吗？儿子回答她，这是他真正想一起过的女朋友。接着她只问了儿子一句话，“你是喜欢她，合得来？”儿子说是。她说:“那就好了”。没有反对，没有指责。她相信，孩子说是就是。果然，八年以后他们结婚了，到现在一直过得很好。
        女儿也像她以前一样，喜欢写日记。她从来不会去翻看女儿的日记，反而在女儿十六岁生日那天送给她一个可以上锁的日记本，说“你可以把日记锁上，你不锁的话，妈妈也不会看。”后来，女儿也交了男朋友，什么事都主动跟她讲。
        更难得的是，无论是对自己小时候亲身遇到的伤害还是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不公，她并没有对任何人的责怪和怨怼，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儿子退学，她虽然认为是学校不对，但是也没责备老师一句话。对于母亲的教育方式，她设身处地地理解并包容：“她一生靠自己勤奋学习，不像我爸爸是大学毕业，所以这方面受到的教育还是差点。她特别相信体制，相信学校应该管教学生。”
        后来，当她有了更多孩子——她的学生们，对于孩子的爱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她对待学生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有自尊，相信他们。其实哪有什么坏孩子。你看到他好的地方，鼓励他一下，就把他好的地方放大了，他就往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就那么简单。”
        她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像天使一样对待别人，那别人也会像天使一样对待你。”
        “年轻人给他一些正能量是最重要的”
        多年以来柯老师和他的学生一直坚持着聚餐的习惯，有时候是每周，有时隔周。最早她只带一两个研究生，礼拜三中午惯例是几个人在学校一起吃饭，柯老师请客。吃饭时大家畅所欲言，无论是解决业务问题还是交流感情。回忆起当初的学生，她仍然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一般都家境困难，没有谁是高官和富家子弟。因为我带的专业比较辛苦，想走捷径的都不会来。” 
        后来不仅她自己的学生，其他老师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先定好了位置，下了课以后大队人马一起出发，有时一桌有时两桌。再后来，她成了学校女教授协会的会长，经常要抓紧中午的休息时间组织合唱练习，赶不上吃饭，午饭就改成了晚饭。晚饭过后，她去跳舞，有几个学生也跟着她一起去。“有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很开心。” 
        和学生也有较真的时候，比如改论文。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写的论文被她改的满天红，据说那个学生当时气得不行，恨不得要去揍她。改来改去发现，真的比原来好得多，而且学到了不少东西。而她也慢慢意识到，要对学生严格，还要注意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后来她再给改论文，都会先夸奖一番，她说，“人是越夸越好”。
        平时无论多忙，她都会争取在第一时间亲自回复学生的邮件。原本她没有意识到这个习惯的重要性，是因为有一次去参加统计会议，在厕所里遇到一个东北来的年轻老师，聊起写不出论文的苦恼，她也忘了自己当时到底跟她说了什么，不过两年之后再开会，那个年轻老师的论文已经发表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大不一样。柯老师祝贺她，没想到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写出来吗？就是因为上次开会的时候，你跟我聊天，尤其是那一句，‘你要想写肯定能写出来’，让我一下子觉得有了信心。”
        无意中的一句话，对年轻人有这么大的帮助，这也出乎她自己的预料。后来，她给很多学生发邮件，问他们有没有哪些她平时说过的话，对他们有帮助，或者有刺激的，都写下来，她再整理。学生们的反馈也汇集了很多之前来往的邮件，让她感慨万分。“有时候我觉得，虽然你没跟他见面，没有电话联系，但是你写信、写邮件的语气，他能感受到，比如说你是尊重他的，你是相信他的，你是愿意帮助他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能量最重要。有好多这样的同学，特别是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正能量，其实也就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邮件，对他们真的会有帮助。”
        另外还有很多原本想考柯老师研究生没考上，或最终没来考的学生，和柯老师至今没见过面，但是感情非常好。这些人在考研期间都收到过她的建议。前阵子北京空气污染得厉害，一个广州的考生寄了一个大叶子的植物到她家，给她净化空气用。她说自己每次一看到那个东西，都会想到那个人，虽然素未谋面。还有一些是老师，在学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写邮件向她倾诉。“其实我也解决不了，我只不过劝劝他。对我来说多花了一点点时间，可是对对方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你首先要对别人好。你要真诚的对别人好，想帮他，他是能感受到的。你在帮助别人，实际上你是在帮助你自己，每天都会觉得那么多人关心你，那么多人对你好，你也很开心。”
        “柯老师，每个人在你眼里都是好人”
        柯老师待人处事始终都履行着自己的信条，但她其实并不太习惯今天的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好像什么事都觉得，必须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求人或者送礼”。
        以前她碰到过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想考去上海读研，结果没考上，尽管成绩非常好，可是面试的时候，老师看他是农村来的就不想要他。后来他来考柯老师的研究生，让父亲特意从农村赶过来，说是给她送东西，她说千万不要。但一看是一小桶茶叶，土特产，于是就收下了。那桶茶叶平时就被扔在一边，直到某一天她先生勤快，打开茶叶看了看，才发现里面还放着几千块钱。“哎呀，给我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她赶紧找到那个学生，让他把钱还给家里。
        她在学生中还有一个惯例就是不过生日, 这个传统保留至今。以前一到她生日学生就送东西。她说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大家的关心，但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回报。她不希望自己被想的太复杂，也不会这样去想别人。“我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的，首先多想他哪好，如果他有些毛病，我可能会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他从小家里比较困难，或者吃过好多苦，碰到好多困难，所以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些毛病，但以后慢慢就会改过来。”同事丁老师曾经跟她说：“每个人在你的眼里都是好人。”
        人们经常问她，怎么才能像她那样，心里面好像总是个小女孩。一开始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也许就是对一些事情看得比较简单。
        和学生或同事聊天，大家有时候非常苦恼，把自己的烦恼讲得无比复杂：我要不要怎么怎么着、我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职业怎么选、毕业后去工资高的还是有户口的地方……“有些人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什么都想要，其实要我的话，我觉得挺简单的。比如说他们跟一些人的关系搞不好，或者需要寻求帮助，要我说就是直截了当的，把心里面的真实想法、困难和希望得到的帮助告诉他，真诚地沟通。同时也问问你自己内心最希望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排一个顺序，选你内心最想要的。但是也要知道，有得就要有失，不能什么都要。”
        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年轻时的简单到复杂的，就像她遇到的那个送礼的学生，如果换做别的老师，钱给到了，面试过了，就等于是让他心里萌生的种种复杂念头得到了验证。也许，碰到柯老师是这个孩子最大的幸运，也是很多其他人的幸运。
        “我宁愿累一点，但是心安”
        从2001年开始，她每周一都会给大家发一个“大礼包”，里面是她每天搜集挑选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渐渐地，大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主动向她要这个，要那个。因为负担很重，她也想过不发了，可是大家说，都等着她呢。还有很多人给她发邮件，说看到大礼包以后有很多收获。最后她觉得，如果真的是对大家有帮助，自己就算是做义工，也要把这个当工作做下去。期间也想过请助理，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亲力亲为。
        大礼包在更早些时候还只是“小帖子”，但当时已经收到了不小的反响。十多年前，和她一起开会的人就说，她发的那些小帖子，他们都存起来了，尽管当时的内容还很单薄，连她自己都没有存。那时不像今天有诸多信息来源，全因为她个人喜欢读书看报，十多年来一直在订文摘类杂志，像是读者文摘、海外文摘、文摘周报等等。看到哪个文章好，她就会记录下来。那些心灵鸡汤现在看来可能幼稚，但对当时的年轻人很有激励的作用。她自己也时常被感动，她想，能感动自己，也许也能感动别人吧。后来当了政协委员，内容中逐渐又加入了对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即使是稍微敏感的东西，她也不怕放上去。尽管有朋友和家人替她担心，她还是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去思考各种问题。
        应大家的要求，她将这些信息都集结成册，以便保存，另外又细心地加上要点提示，亲自写下导语和编者按。时至今日，册子已经出到了第191期。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她有着日本人一样拼命的精神，平时很少三点以前睡觉，有一段时间脸都是灰的。直到有一年得了带状疱疹，医生说，一定要把熬夜改过来，要不然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会得好多病，那一次她才真的吓坏了。之后再给大家发大礼包的时候，她说，“我以后保证，要十一点左右睡觉”，让大家监督。直到现在，大家看到她晚上十二点还在发邮件的时候，都会说她又不守承诺。但是特殊时期健康和工作实在不能兼顾，比如说每年给学生改论文的时候，就是连上厕所、坐公交车的时候她都要看几页，去开会的火车上也捧着学生的论文。女儿都说，妈妈，你不能把这些人惯坏了，连错别字都给他们改了。她说，是，确实不应该这样。可是眼看着要是不改的话，他们自己也发现不了，所以又忍不住全都亲自挑了出来。
        “我是这样的，要是不这样，我心里面会很别扭，第二天会觉得过意不去。我宁愿累一点，但是心安。”
        在家里也一样，不管怎么忙，以前那些年的家务事主要都是她做的。别人不知道，“看着我娇生惯养的样子，其实我很能吃苦，做饭打扫卫生都是自己来”。直到先生99年退休，看她实在太忙了，才慢慢学起买菜做饭来帮她。饭菜也相当简单，“一个汤，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就行了”。而她除了睡觉吃饭，都在电脑边做事。就是这样她还经常觉得，“我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平时无论等人、坐车，她都会随身带着报纸，不让自己闲下来。看杂志却是实在没时间，“订了好几年的都没看，摞得比人还高”。过去她爱看小说，现在爱看电视剧。有时候女儿笑她，怎么会喜欢看这些幼稚的东西，儿女情长的。可她就是爱看，吃饭的时候看，叠衣服的时候看。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她会把声音放的很大，一边做事一边听着，从不会专门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
        健康可以牺牲，爱好可以牺牲，唯独责任和义务是必须尽到的，甚至实际上做得远远多于应该做的，执着换来坦然，这就是她的处事之道。
        “你们不要觉得我是政协委员，多么了不起”
        93年1、2月份，柯老师收到通知，让她当政协委员，需要去北京市政协开九天的会。她当时的反应是：“哎呀，开九天的会，时间太长了！干嘛要去？”于是拿着通知找到人事部门，说学校还要上课，能不能不去。部门的人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她，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学校第一次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原来只有区的，我们好容易才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她说：“我没有要求啊，而且我怎么都不知道是我？”“这个事一开始不能让你知道。”她又问：“是不是必须去？”他们说：“当然了，这是很大的光荣。”
        后来她才知道，政协委员跟人大代表不一样，不是选的而是协商后由单位推荐，再由统战部审核的。她当时也没有觉得这是光荣，去了只不过是因为“个人比较听话”。政协委员当了一段时间，每次有人让她回去给大家汇报会议情况，她都说，“首先我要声明，你们不要觉得我是政协委员，多么了不起。我只不过属于那种‘下留无知女’。‘下’是下乡，因为我到农场去过，‘留’就是留过洋，‘知’识分子，‘女’性，大家选上是因为我碰巧套上了这个而已。”
        去了教育组，她发现自己在里面算最年轻的了，其他都是一些老教授。不像现在的政协委员，有那么多校长、书记。前辈们都很有见解，更显得她自己“跟傻瓜似的杵在那”。他们提的很多建议都让她惊呼大开眼界，同时也交到了几个维持至今的好朋友。去年，大学五十周年聚会的时候老同学们还说：“你原来说话都不敢说，什么都不关心，一个书呆子嘛，现在变得还是不错！”她也觉得，自己过去不关心政治，也不懂政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去了，是政协的那些年把她从一个书呆子，慢慢变成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的人。当时正值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八、九、十届在北京，到了十一届就是全国的。“可是我跟你说，八、九、十，特别是八届，是最棒的。”
        这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但早在第八届的时候，政协委员的声音往往被忽视，开始他们有句自娱自乐的话叫：“什么是政协？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比如他们教育组开会，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一些留学回来、见多识广的年轻老师提出了很多激烈的建议和批评，备受媒体关注，可是到最后谁都不敢报道。国家领导人来听会也都多去经济组，或者港澳台组，很少到他们教育组那边去。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有一些难题，提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只要锲而不舍，最后还是能解决的。就像教育投资百分之四的问题，提了多少年，终于解决的时候，大家都直呼畅快，那句话变成“说了不白说”。
        政协委员一个主要的“说话”方式就是写提案。刚开始当上政协委员，她并不知道怎么写，交上去的提案问题多是转发别人求助的，自己不过是加一些补充评论或建议，写到后来，每年的提案都有不少人主动向她求助，有些还成了优秀提案。她常说，大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一些小的问题吧。比如学校附近双桥城乡结合部的道路改造问题常年无法解决，那个地方的工厂领导、居委会和居民就跑来找她，结果最终真的解决了。还有一个社科院的离休干部反映，他们的新区里面没有车站，要走好远才能坐上公交车，她又写了一个提案把问题解决了。近到学校的水塔搬迁和检查，远到杭州私人住宅的被当地政府占用问题，她谦虚地认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实际上关乎民生的正是这些小事，当时大家就说：“这个政协委员还挺管用的”。她说，“让我去当政协委员，我特别过意不去。每次在那吃的好，住的好。所以就觉得不认认真真挺不好意思的。”当时他们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别的车都等在路上，她心里时常犯嘀咕，“能不能不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交通都堵塞了，那么费劲，那么老远，到那也是念稿子，近点不就行了？什么钱都省下来了。”对形式这个东西虽然反感，也没办法，只能是要求自己努力在那几天当中尽量写提案，不要白浪费老百姓的钱。
        政协一做就是二十年，经历了四届的轮换，今年退下来，终于不用再去开政协会，她说自己觉得轻松了好多。尽管当时不少朋友和同事都劝说她再当一届，她的年龄也刚好可以连任，可是她想，再值五年岗太辛苦，何况学校有那么多年轻有为的老师，把机会让给他们不是双赢吗？于是就主动退下来，同时还帮别人做了推荐。
        至今她的许多提案还被媒体关注，比如：成立大学生创业社团联盟提升创业素质、建议加大中小网站扶持力度、走访皮村关注草根公益创业、用爱和阳光培养孩子、建立农村大学生就业“放飞工程”，调动全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农村大学生就业等等。每一个提议都关乎国计民生，也都像她本人一样，提示着人性的关怀，给人温暖的力量。
        “赶鸭子上架，说得好听点，就是时代的一种需要吧”
        柯老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我参加了中国第一个市场研究行业分会的创办》当中写到：“不少人曾经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很难想象，像你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书呆子，怎么会走出来牵头一个行业协会？’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被大家硬推上去的，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或者说得好听一些，那就是‘时代的一种需要吧’！”
        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的各股力量都在摸索中前进。在此之前，国企、民企、私企你争我夺的多，互利共进的少。高校、政府部门置身事外的多，开放交流的少。市场研究协会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诞生，却站在了融合、共赢的风口浪尖上，不仅引发了国内各股力量的碰撞，也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制度和理念，比如海选，比如信息公开。每一次新的尝试虽然生涩，但总会在领导者和大家的不断努力中成熟，为未来更广阔的发展奠定根基。
        “沙龙也好，协会也好，总之大家是想把这个行业联合起来，能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协会的诞生源于三波力量，早期的参与者包括了民营的和外资的企业，比如零点的袁岳、盖洛普的郭昕、华南国际的华小荃，他们因为一个偶然的市场调查电视节目聚在了一起，彼此很谈得来，于是决定以后轮流做东创办沙龙。当时的柯老师刚从美国回来，因为在美国进修前后写过一些有关市场调查的教材和论文，她也被叫去参加。后来，沙龙又集结了国企和高校的力量，包括央视的陈若愚、环亚的张文平，以及人大舆论调查研究所的喻国明等人，国家统计局下的信息中心也由高余先带头加入进来，协会的雏形在大家一起商量探讨的过程中渐渐形成。
        对于柯老师本人来说，虽然她一直待在学校，对“搞商业的那一套”多少有些害怕，但接触以后她发现“这些商界的人还是很有眼光的，跟一般的想象不同”。大家想的并不是个人或公司的利益，而是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他们非常默契地达成了共识，只有行业起来了以后，公司才能起来。
        97年，外地的公司也参与了进来，筹备会议成了当务之急。同时也是为了把三波力量更集中到一起，大家决定在沙龙的基础上创办“联席会议”制度，意思就是让大家都来参与，并轮流负责主持。“联席会议”一开始聚集了二十多个人，分别是北京二十多个调查研究机构的老总或负责人，大家决定民主选出一个秘书组，秘书组的成员就轮流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三个月一轮。这个制度开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但是后来慢慢固定下来，成了联席会议制度，跟国际惯例接轨。以中国经营报为代表的一些媒体也已经开始关注他们的选举会，会上用无记名方式投票，唱票的就是那些媒体人。
        之后就开始准备扩大到全国，计划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并成立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协会筹备委员会。虽然心里没底会有多少人响应，但大会还是在1998年9月19日开幕了。他们给能联系到的公司和专业人士都发了通知，学生帮忙做会务，图安静在怀柔租了一个宾馆。结果当天来的人太多，宾馆根本就不够，马上又去联系其他两家。“那个时候，真是挺感动的。这个行业的人，我挺喜欢。来了以后，没有一句怨言。要是一般的会，大家都在那等着，半天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肯定就骂起来了。可是大家都高兴啊，开了几天的会，谁都没走，而且特别热心。” “当时就是海选，选上谁就是谁来担任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小组成员。一人一票，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一票。”投票结果的前十名就是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将来正式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之后票数较多的就是常务理事。最后选领导小组的组长，也就是将来的会长。就在那时，柯老师成为众望所归。
        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特别想拒绝，磕磕绊绊地说：“我说不能选我。我这个人不会当领导的，没有领导能力，也没有组织能力，也不会讲话。”没想到他们半开玩笑说：“我们就是要你这样的，不会说话，自己也没什么想法。”后来她想明白了，大家之所以选她，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协会是个非常民主的地方，如果会长很有自己的想法，很强势地让大家听他的反而不行。此后每逢有人问到，这事怎么办，她都说，我不知道怎么办，问大家吧。有什么事大家商量，商量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投票。民主的制度一直坚持着，大家什么事都摆在桌面上，没有什么暗箱操作，每个人都觉得放心。她想，这也是因祸得福。
        既然是调查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本行业的状况。当时在国际上，营业额并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但是在中国，调查各个公司的营业额还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情。“因为它太新，太敏感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说自己的营业额，或者说的特别大。”怎么能够既保密，又得到大家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得到真实的数据？商量了半天，大家决定找一个放心的人，这件事就让他做，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看。结果事情就落到了柯老师头上，所有的行业调查资料全都寄到她那，从录入开始，她一个人几乎完成了所有工作。
        好在第二年调查就开始规范化，协会秘书处和另外两家公司都会参与监管，公司寄来的署名信封由三方当中的一方保管，没有署名的问卷由柯老师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负责录入、统计和撰写调查报告（注：几年以后改由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负责）。
        “大家既要团结起来商量行业的事情，又要保护各个公司。当时就是这样的，后来就一直这么下去，很不容易。” 
        “名利在前面，我肯定是往后缩的”
        柯老师青年时代流行的话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而她呢，在别人都往前冲的时候往往是条件反射似地往后缩的，她说，自己怕跟别人斗。“当然要是有点名气，大家都喜欢你，尊重你，这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可是呢，让我为了这些名和利去争取，我肯定是往后缩的。到后来我发现，也许是好人有好报吧，什么事往后缩，没想到，最后大好事还是落到你头上。”
        从当学生到开始工作，一讲到要是选什么、评什么，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选我，不要评我，不是光嘴上说，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她害怕给大家整天讲这个讲那个，自己不擅长，就会很操心。“我身体累不要紧，费脑子不要紧，我不要操心。”
        起先政协委员她也不想当，后来领导推荐她做全国劳模，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上报的。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会说自己肯定不行的。结果还是被当了全国劳模，广电部在城里奖励她一套不大不小的住房以解决孩子上学的困难；她在学校的福利住房却就交上去了，尽管当时学校有关部门说只是先让出来给别人住，以后学校盖房子了就会再还给她的。这件事几乎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大家都说她现在是唯一一个没有福利房的人。
        很多年前，学校头一次评二级教授，第一批名单里没有她。一些老师觉得自己应该评上却没有，于是到学校去“闹”。大家也劝她去找学校说一下。她说：“没有就没有嘛。今年没有，明年还不就得有，明年没有再后年。实在没有我就是三级有什么关系，差几百块钱。”结果过了不到一年，学校微调的时候毫无争议地把她也调了上去。
        因为不争的性格，在集体里她几乎总是属于一开始被欺负的对象。“我比较老实嘛，就是比较窝囊，有意见也不会说。”在鞍山教中学的时候，她的室友也是好朋友，一人带一个孩子，性格很冲。当时物质匮乏，老师们见她一回北京探亲，大家就都让她帮忙买这个买那个，买回去以后，又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她也就算了，自己把东西都留下，为此那个好朋友时常为她打抱不平。大家还经常跟她借钱，她虽然奇怪为什么总是她，但是一个月哪怕剩两块钱，也会借他们一块，甚至两块全借。那时她自己一个月总共才46块钱，又带着一个孩子，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柯惠新很窝囊。可是8年后当她终于要结束两地分居调回北京的时候，“全校的老师对我那个好啊，我都没想到。”很多老师感叹，好人有好报，平时为大家做的事，大家还是记在心里的。
        “哪怕我吃点亏，或者受点委屈，都算了。后来我发现，刘少奇原来说，‘吃小亏沾大便宜’，我真的有这样的体会。”
        退休了，无论协会还是学校的人都很想念她，但是她坚持认为，要退，就要退得彻底一点，“应该要像那些国家领导人一样，决不拖拖拉拉，我觉得挺好。”现在她只希望能把学校里的两个硕士生、五个博士生和两个博士后负责任地“送毕业/出站”。此外，除了太费事的，她只准备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比如做评审或顾问。如果有原合作单位让她继续接课题，她就介绍给年轻老师或者学生做。
        自从97年女儿上大学以后开始，她有了条件实践自己的喜好，经常组织一班自己的朋友，每个礼拜三晚上一起跳舞，现在还增加了礼拜天。就在去年，他们还开了一个舞友会十五周年的纪念。除了跳舞唱歌，小时候的爱好，比如读小说、打乒乓球，原来没有时间，她说以后不那么忙的时候，希望可以重新拾起来。最近她还开始学钢琴，这些天弹的是《致艾丽斯》，《饮酒歌》，《小河淌水》……专注在这些爱好上的她，显得越发优雅、从容。
        柯老师身上好像总是有股温柔的力量，像水一样流淌。做事，有水滴石穿的恒心，不会予取予求，而是尽自己的力量，其他皆是机缘；做人，像春风化雨那样，毫无保留地，滋润一方土地，永久传递着生命力。
        
        柯老师行业寄语：
        希望中国的市场调查行业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肯定是越来越好的，这一点我特别有信心。因为社会是发展的，肯定一代比一代强。所以我相信我的学生，将来肯定会非常优秀，超过老师；而每次开行业会，我都看到我们这个行业又有那么多新东西。我现在不可能拼命地去跟了，我也跟不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不管是行业，每个公司都要越来越好，也不光是工作，还要有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地、快快乐乐地生活。

        附人物简介：
        柯惠新，1945年出生在广东兴宁。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她刚刚参加了调查统计研究所（SSI）为她举办的荣休会。但教师不是她唯一的身份，她还担任过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现任名誉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市场研究行业协会（CMRA）首届和二届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同时也曾是全国电视受众研究会和广播受众研究会的顾问、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专家组成员、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常务理事。

采访/撰文：刘向清/张翕
        原话录音整理：摩瑞市场研究公司